1979年3月6日，南宁的某个清晨，年轻的通讯员看着满脸风霜的老将军，抬起头轻声问道：“司令员，还追不追？”许世友只是摆了摆手，嘴角带着一丝疲惫的微笑，低声回应：“任务已成，回家。”这一句话，简洁却深刻，凝聚了他二十八天如疾风骤雨般的战斗历程。
庭院里，红艳的木棉花正盛开，伴随着一辆辆军车的停下，战士们开始卸下武器，擦拭沾满泥土的身影。空气中还弥漫着爆炸后的硝烟味，但那种紧张的氛围已经被即将开始的庆功宴所冲淡。当天晚上，军区礼堂灯火通明，酒桌上堆满了丰盛的佳肴和烈酒。每个人都知道，许司令的酒，总是充满了“讲究”，而今晚，宴会的气氛注定不平凡。
回到三个月前的北京西郊，寒冷的冬夜，钓鱼台的气息更加凝重。74岁的许世友被紧急召见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。休息时，邓小平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关心地问道：“身子骨行不行？”许世友笑着回答：“硬朗得很。”两位老朋友的默契在这一瞬间显露无疑，心照不宣：越南边境的骚扰已经不能再容忍，这一仗，不可避免。
展开剩余78%12月9日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刘东启将那份加盖“绝密”章的书面命令递给许世友，许司令仔细阅读后，毫不犹豫地对参谋长说道：“人不够，把吴忠他们全叫回来。”那晚，他火速赶回广州，下令所有休假人员三日内归队，机械车辆原地待命。街头的百姓看到满街的卡车，纷纷好奇询问去向，司机们只是简单回答“拉练”，不多言语，大家心照不宣。
为了避免暴露意图，所有国际联运和边境小额贸易都被暂停，凭祥铁路交接站的大门紧闭。越南方面对此一头雾水，无法理解中国军队的真正意图。与此同时，侦察连已悄悄潜伏在浦念岭前沿，夜晚的草叶上凝结着霜珠，枪机无声地推上了子弹。
在广西的山岳丛林中，湿气弥漫，空气压抑。许世友提议去“打猎”，然而，同行的官员心中清楚，他的“打猎”是指亲自勘察金鸡山和其他制高点。许世友抬手指向远方，“这里，能看穿友谊关的炮位。”这一动作，透露出他对战术的深思熟虑：最短的突击路线，最直接的突破口，不是在山中真找野味。
回到南宁后，许世友提出了“牛刀杀鸡”的战略方案——压倒性的兵力和装备，一举解决敌人。有人提到济南战役也被称为“牛刀”，他却淡淡一笑：“济南守军多，这场战斗可不同，咱们是在野外打。”作战计划很快制定完毕：先突破高平，然后南北夹击谅山，给敌人留一个可走的口子。
到了2月24日，军委下达急电：“尽快拿下谅山。”越南军队调来了号称“金星师”的步兵3师，誓言“打到南宁过春节”。许世友果断将几个东线主力团抽调出来压上，但在南面却故意留下了一个突破口。参谋长不解，他笑着说：“笼子太密，兔子急了会咬人；给它一个活路，才好收网。”
果然，河内高层经过深思熟虑，误判中方意图，拒绝增援谅山。到了3月初，中国的炮火摧毁了敌军外围据点，战斗的火光染红了北方的夜空，“金星师”的据点和地下指挥所被一一摧毁。河内陷入恐慌，街头临时征用铲车挖掘工事，市民议论纷纷：“解放军要不会越过红河？”
3月4日的深夜，军委再次发来指示：“争取更大胜利。”许世友拿起笔，沉思片刻，批注道：“打过河。”凌晨，炮兵部队调整射击范围，准备进一步推进。虽然仅仅是5公里的推进距离，却足以让河内上空的戒严警报拉响。3月5日，新华社发布声明，宣布大队车列开始北撤。边打边撤，留下燃烧的碉堡和一片废墟。
在回到国内集结点时，许世友第一次细算战斗的代价：阵亡官兵超过900人，炮弹消耗近十万吨，仅燃油就花费了五亿多人民币。“赢了，当然赢了，但血也流了不少。”他说这句话时语气放缓，许多年轻的排长低下头，默默拭去眼角的泪水。
到了同年3月中旬，庆功宴终于拉开帷幕。许世友特意让警卫取来了他早年珍藏的三坛高粱酒。第一坛打开，他站在主桌中央，举杯说道：“这一杯，敬你们，英雄！”酒液入口后，礼堂一片寂静，随后掌声雷动。那一刻，豪迈与哀思交织，仿佛枪声再次回荡在山谷之间。
第二杯酒刚刚倒满，许世友声音稍微放低：“盼你们将来再立新功，不求多，只求快。”话音刚落，几十位团营主官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板。有人事后回忆，那句话比任何嘉奖令都更具分量。
第三杯酒，许世友举起酒杯，声音高亢：“愿你们永远热爱祖国，永远做英雄！”语气激昂，酒液微微溅出，他并不在意。此时，礼堂里掌声与碰杯声交织，偶尔传来年轻士兵低声的抽泣。有人悄悄将空杯藏入衣兜，打算带回故乡，供奉在家中。
三杯酒之后，各军代表依次上前，许世友不厌其烦地与每一个人交谈：“好好活着”“别忘老战友”“想打就得狠”——简短质朴，却直击人心。宴席中没有英雄凯歌，只有老兵的爽朗笑声和偶尔闪现的泪光。
夜深时，许世友被扶到院子里。木棉花飘落在肩头，老将军抬头看着星空，低声说道：“这辈子，最好别再打了。”警卫听见了，却故作不闻。灯光照在他的侧脸上，依然硬朗有力，眉宇间却多了一抹释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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